Category Archives: 书香落地
建筑的弹性
Flexibility therefore represents the set of all unsuitable solutions to a problem. –《建筑学教程》 建筑的弹性有时会纳入建筑师们的考虑范围，因为部分专用建筑的利用率不高，便开始思考在平时能不能也挪作他用。宗教庙堂是经常可以发挥此类作用的，巴厘岛的宗教场所在空闲的时候便可用作学堂。但也不是所有的建筑都能作如此处理，比如一些西方的教堂高大宏伟，庄严肃穆，把孩子们置于其中还是很难想象的。这样一来，便要求建筑有一定的弹性，可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巴厘岛的宗教场所挪作他用或许有其一定的环境因素，建筑生产力相对较低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今在中国大街小巷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民房，大型商场，大而无当的专用建筑，完全无法想象古代中国有着一种弹性建筑的典范——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及平面扩展为主，而不论你是走进某个官府，大户人家的庭院，佛寺道观，其建筑形式都极其相似。一样的前厅，东西走廊，厢房，几进几出的平面扩展方式。 中国古代建筑的弹性从何而来，想来似乎并不会是因为缺少建筑用地，也不会是因为建筑生产力低下，因为木构建筑在先秦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建筑形式了。相较于西方的砖石为主的承重墙结构建筑，其建筑周期更是要短了许多。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施工时间长达一个世纪，而中国帝王的新宫都要在几年或是几年内完工，以便皇帝们在有生之年可以享受起来。 或许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对建筑师这个行当的不重视。自古书生考学，申论，然后上官场，先是学文章，然后学治天下。学问二字只用在那些有利于考学和仕途发展的事情上，而建筑更多的是一种“工匠”技艺，万万配不上一个“师”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有“模数化”的建筑范例，《营造法式》之类，以模板来规范建筑形式，降低了对工匠的要求，也提高了建筑质量。一本标准的弹性建筑范本，可用于许多用途的建筑物，如此一来，便有了那些大四合院。 《华夏意匠》中说，“中国人对一切人工物品的设计、对使用的要求都保持很大的灵活性。预计到使用情况有了变化时也可以同样应用”，或许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托词。凡不知弹性和专用的解决方案之间总是有平衡的，更多地考虑了灵活性，就意味着在专用性，在针对特殊问题的解决上，不免有些妥协。
谁是观音
在成都的青羊宫见过几位真人，慈航是表情最狰狞，模样最丑的一个，完全没有在大大小小佛庙里头那种慈眉善目的模样。《封神演义》把观音，文殊和普贤写成了由禅教（道教）皈依西方教（佛教）的神仙，后世阐释的野史里就连释迦摩尼和弥勒等等也被从禅截二教归顺过来。《封神》这部明清小说从民间积累了许多素材，整个构架和部分故事建立在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上，好像荷马把希腊神话串成了史诗来传唱。那究竟慈航道人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何渊源？ 在《封神》里禅教和截教激战正酣，西方教跑来插手，杀出了两个实力和原始天尊同等级的人物。最后才导致截教覆灭，禅教多位高手皈依西方教。这和来自印度的佛教东来中原传教的历史渊源非常吻合，这其实也是一段佛教的本土化和道教的吸收与生存的故事。 中国的原始神话《山海经》中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妙世界，其中的想象力诡异，是后辈们所远远不及的。书中的异兽们很像是各部落之间兼并，其图腾互相融合的结果。再后来，神话传说有了人化，历史化的倾向，开始为帝王的统治服务，也就是神化的三皇五帝。而女娲和王母这些在《山海经》中出现的原始怪兽（蛇精和豹子精）和轩辕神农等等被夹杂在一个故事体系里，不断传颂。 后来中国的北方由儒家大一统，理性风潮席卷中华大地，瑰丽的想象销声匿迹，感性的宗教也就在中原施展不开手脚。而在中国南方的楚地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地处边陲，发展亦不及北方，也顺带幸运地继承了一些神话的颂扬。中国没有虔诚的信仰，如果有的话，过去是孔家店，现在是党。所以在洪秀全的天朝以外，中华大地保持着一种泛神论的微弱状态。 佛教在初传至中原时，佛法教义尚未弘开。虽然传教和尚纷至沓来，但毕竟寡不敌众。本来就有泛神论的传统，故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佛更多是一种含糊的名词，一种时髦小众的“信仰”。所以把佛与本土的诸神仙并列是很自然的趋向，人们用面对诸神仙的态度来拜佛陀，用同样的审美情趣来塑造它们，佛教文化便在这样的风气下慢慢的浸入中原民众的生活。 后来由于一些颇有营销手段的传教和尚的杰出贡献（比如六祖），佛教在中原进一步弘扬开来。佛教文化大有盖过土生土长的道教之势，道士们便作出一些小动作，比如也照佛教的三世佛演化出三清，观世音也由此被纳入道教真人的行列化为慈航道人。 在道教经典《灵宝经》中亦有对于慈航道人的叙述。然而《灵宝经》有古今之别，成书大约在东晋时期，但在后世多次再版，也可能根据当时的民间故事版本或抄写者的喜好而多次篡改。故而，慈航道人究竟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后来把两位划上等号；亦或是完全凭空捏造出来，成了一桩悬案。但是佛门三大士中另外两位的普贤和文殊，在后世的小说和演绎中亦被归为道教十二金仙这事儿，就极大可能是道士们为了响应佛教侵占了他们本来就不多的信仰空间，作出之无力抵抗，而不地道地捏造出来的了。 另外，中国佛教对观音也有改造，除了就偶像学论，将其姿态创作得更活动秀丽；也改变了其在印度的须眉勇猛丈夫形象，变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女性。除此之外，也突出地表现在编造观世音的新身世，印度的男观音变成了西域兴林国妙庄王的三公主。后世不断以此为蓝本演化出各种观音的故事和化身。这些观音故事的广泛流传，致使中国化的女观音菩萨，完全取代了印度佛典中的男观音菩萨。 所以，儒分为八，墨别为三，佛有十宗，回有两派，耶有百种，马有千家。观音形象的千变万化，身世扑朔迷离，除了民间小说和演绎的文学化捏造以外，宗教派别为了本土化和占地盘所作的努力对此亦有贡献。 相关文章 山海经里的妖怪：https://imminjie.wordpress.com/2012/08/05/monsters-in-shanhai-stories/ 佛造像乱考：https://imminjie.wordpress.com/2013/01/16/buddha-image-comics/
不该陌生的土地
年少时我懵懂地读了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现在想起来大概父母也闹不清楚其中有多少道德败坏，令人泄气的负能量故事。那时候读名著是一种自尊的炫耀，也曾经盲目地夸赞外国人，把中国的文明和一切都贬得一文不值。实际上，我觉得新一代的我们普遍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认识不够。我们背了唐诗却不识其味，去了许多地方却只是走马观花，读了些历史课本却只学了马克思的教义。既然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如何知道到哪里去。我们盲目地听从，起哄，夸赞，贬损。盲目到并未看清一件事物，便下了论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一片土地，而何伟给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 “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我们的历史课，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断代史。我们会讲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不过这里却没有什么百花齐放，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正确的主义，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围绕着一个政治方向写就的。红色的农民起义是好的，所以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带有英雄色彩，太平天国也是好的。我们不可能在课本上接触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即使有的话也只是一笔带过，那些年的政治得失是不容评说的。最近的这些年，反而是我们这一代最不熟悉的年岁。“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些事情你想要铭记，有些事情你想要遗忘。” 我奇怪父母为什么没有主动告诉过我那段历史，只有当我问起的时候他们才会讲，实际上这在中国的上一辈是普遍现象。有时候即使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去评说，在《江城》里描写了一段涪陵在三峡灌水以前的城市状态，人们对即将发生又那么息息相关的事情的细节漠不关心。因为他们知道，事情总会按照一定的规则发展下去，而那个规则不是他们定的。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奋斗在温饱线上，对他们来说，历史和政治从来都不该是他们来考虑的。“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费孝通说，“直到每一个普通人都采纳了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概念和结论，以取代那些目前仍然决定他思考人类事务的神秘法则，否则不可能有有效民主。”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没有对许多事情作出自己的思考，我们依附他人来进行价值判断，容易陷入疯狂。用何伟的话说，“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 “一个腿的城市” 之前听了一堂讲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讲座，主讲人伍江校长提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遇见过的。这里有许多机遇，也有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一方面来说，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给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上更丰富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有数据表明现在有3-4亿人口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不是农业人口，也不能算城市人口。因为他们虽然做着工厂里的活计，却享受不到城市生活。这么多人口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妻离子散，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城市也没有政策倾向让他们把全家都带来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而逢年过节时的回家团聚，也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季节性迁徙活动。在《寻路中国》里，何伟这样描述江浙一带的工业发展，“一个小镇一般只生产一样东西，桥头镇生产纽扣，武义的扑克，义乌的麦管，永康的衡器，上官的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嵊州的领带”。这是一种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 在全球化，西方思想影响我们的同时，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辨别力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江城》中，有一处天主教堂墙上的标语写着：“爱国爱教，敬神爱民，投身四化，服务大众”。荒谬是从上到下的。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就像娼妓现象因此越来越普遍，婚外恋同样如此。何伟说，“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这个描述按在中国大多数发展中的城市上，分外贴切。 何伟幽默、真诚地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介绍给我们，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 《江城》：http://book.douban.com/subject/7060185/ 《甲骨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076886/ 《寻路中国》：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14391/
佛造像乱考
旅行的时候，寺庙往往是最不愿意去的。因为大多数寺庙都大同小异，到寺庙只好数罗汉玩，也需格外注意躲避乱称“施主”的算命和尚。喇嘛庙雍和宫是迄今去过的最不同的一座，除了一尊几层楼高的大弥勒之外，印象最深的要数在偏殿展示的一群密宗佛造像。也是在那会儿看到了打破三观的双修欢喜金刚。密宗官方说法是不能以世俗眼光看待这些，而密教教义又不轻易外传，所以欢喜金刚的出身就比较神秘。不过也有说是因为在西藏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禁欲而使人口锐减，为了扭转这一局势，才提出了欢喜佛来一出男女双修。 胡适研究过个大和尚七祖神会，说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把我佛慈悲发扬光大的公关达人。唐德刚说他胡适先生不该拿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人家和尚出得了世，有的是精神生活。不过话说回来这么来考据也有点意思，拿世俗眼光来看欢喜金刚，多接地气。 其实佛教刚开始并不让信徒们搞偶像崇拜，所以当初大家只能画点菩提树什么的拐弯抹角地拜拜。到了公元四世纪，犍陀罗地区受到马其顿帝国入侵，本土文化也随即受到希腊的艺术风格影响。而希腊又一直注重对人、神的具体表现。于是一方面，文化的入侵使得犍陀罗地区的信徒们开窍说原来可以这么形象地搞偶像崇拜；另一方面，也是弘法所需，得有这么个形象来安抚众生。所以最早的佛造像就揉杂着阿波罗的样子出世了。 之后，犍陀罗风格的佛造像在印度进一步本土化，佛陀从希腊美男子变成了印度美男子，形成秣菟罗时期造像。因为当地气候炎热，衣着单薄，又崇尚肉体。在诸种因素影响下，秣菟罗造像的衣裳更薄透，躯体更突显，衣纹常见有隆起的楞状上加刻阴线。也有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佛陀的形象首先是一个工匠透过水面的倒影得见的，所以衣服便有水纹。不过要是拿这理由跟佛洛伊德去扯闲篇，估计他又要给你写本什么解析了。 佛教刚传入中国，菩萨们的形象和神仙道士之流的没太大区别，在艺术作品中也经常同时出现。因为那时候佛教教义尚未普及，反正算个宗教，就随意地和道教杂糅在一起呈现了。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佛造像东来后被弱化了两性生理特征。也因唐朝的审美而变得丰肥端庄，又因为宋朝的艺术品味而肆意婉约。北宋Maharajalina姿势的观音造像为其风格之集大成者，“一足下垂，一足上距，一臂下垂，一臂倚距足膝上……其姿势较活动，首稍偏转，左肩微耸，上身微弯，衣饰华美”。 佛陀从希腊人变成印度人，再变成或胖或瘦的中国人；佛陀的衣服从粗麻布变成湿身薄纱，再变成厚实安全的水纹袈裟；佛陀顶上肉髻从犍陀罗式的大波浪纹，到贵霜马图拉式的光圆素发，再到排列整齐的右旋螺发。因为传播的需要，因为本土化的需要，甚至是因为工匠们的喜好，佛陀的形象一变再变。而如今中国大部分小寺庙里的好似一个模具里造出来的佛造像们，呆板得当真没什么意思。背起行囊，去印度看性感的菩萨吧。
孙文的理想
孙中山，梁启超和章太炎当年在横滨政治避难，没事儿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谈理想，也谈到了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和洪秀全之公仓。总理大概是很受启发，就在后来的革命口号上加了最后四个字，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冯自由也很受鼓舞，他夸总理就说以前的农民起义头子，他们喊口号的时候就没想过地权那么高级的事儿。其实这事儿早过气了，夏商周就有，只不过是在当年的横滨，中山樵和吉田晋华山论剑那会儿冯还小罢了。 总理觉得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其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脧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其实不论是三代，王莽，还是洪秀全，他们都有很好的理想，但都因为行政或实践能力不强而导致最终的失败。春秋晚期，因为铁骑和牛耕的推广，奴隶主就喜欢开垦私田。这部分私田可以交易，而出产不必纳税，所以得到的更好的利用，而公有的井田便被荒废了；王莽则缺少行政手段，大地主不听他的，他也推不倒人家；公仓就像是战时共产主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开开心心地吃大锅饭，吃着吃着饭没了，锅也拿去炼钢了。 国民革命之前，农民伯伯都是些没地的佃户，辛苦了一年要交给地主一半的收成当租钱。地主收租这事儿放现在讲叫资本运作不算过分，但在当年被恨得牙痒痒。其实都是自由市场，嫌租金贵那不租便是，恨地主干嘛，市场就是这价。就像现在房租高，不恨圈地的那些大佬恨房东阿姨干嘛。大概那时候其他产业不发达，没退休的想找些工作不是走黑白两道就剩回家种地这一条路。所以呢，要不你就边骂边给地主交租钱，要不你就十年寒窗整晚想女鬼。 所以农民伯伯的问题不是说土地收归国有就解决了。土地收归国有之后，假如监管力度或行政手段不强，照样会有地方或中央官员相互勾结，一起做回洗白的地主剥削农民伯伯。在平均地权的同时，如何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并且大力投入发展其他产业，让土地不那么贵，也是相当重要的。当年国民党和GCD还在暧昧期的时候，曾经想拨两个海岛给GCD去实践共产主义，其实总理的理想也一样需要实践。总理更需要是看清手底下这帮鱼龙混杂，大部分连理想都没有的同志们。即使当年没有袁大头把总理赶下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党内的腐败也会让他的理想即可破灭。
南瓜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