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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只是些段子

唐老师的文笔在历史学家里可谓独树一帜,读起来饶有趣味。唐在文中(《袁氏当国》)总借着“比较史学”之名指点老毛的里里外外,说孙大炮也好,说袁可悲也好,说毛的诗词糟糕也好,唐乍听起来像是剧场里的说书人,尽是些个信口胡诌的段子,却常常跳脱出来说说自己的“历史三峡观”。这些性情的小段子和宏大的历史观多少和唐老师在哥大教书的经历有关,像是新东方老师,用段子调动同学的积极性。而在文中总借着“比较史学”之名指点老毛的里里外外,便是唐老师的可爱之处。 唐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国内当过小兵,做过教员。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顾维钧、李宗仁、李立夫等人多有接触,甚至成为好友,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看过《胡适口述自传》后便觉出唐的可爱、可敬之处,他虽与胡适有师生之谊,但在胡自传的评述中该批则批,该评则评,说老师胡适之太迂。 在唐的笔下,袁世凯是一个实力派旧官僚,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干了逼宫禅让的聪明事,把孙玩弄于自己的五指山中,却忍不住当了把皇帝遗臭万年;孙文是个有名望有热情的革命分子,却毫无从政经验,开着火车四处演讲挥霍,也想干把独裁的事儿却没有袁的手腕,最后连筹款那些事儿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他的幸运是死得其时;宋教仁恃才傲物,力推内阁制源于想做首相;黄兴不过一个伞兵司令,没有野心,留守南京的时候也“不思进取”仿效个小站练兵。 对于唐的历史三峡观,袁氏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国体没有跟上,就不外乎要用人治,枪杆等变通去一点点拌直改革的进程。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就逐渐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袁世凯为何偏偏要做个皇帝?杨度为何加入我党?孙为何让位于袁?蔡锷的云南起义为何能掀起如此波澜?读完唐老师的段子以后,或许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答案。 除了这些,再去找些蔡锷与小凤仙的段子好好儿女私情一番!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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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这本三联的《乡土中国》集合了费师的《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5篇著作。费从留英攻读博士学位开始,走访了开弦弓村,云南三村等地,深入乡村,积累了许多一手资料,为其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说何伟的三部曲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当今的中国,那费的研究便是对近代中国乡村的一个有力分析与总结。而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更是经过了时间沉淀的,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读来也能豁然开朗的东西。而《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便是费师研究的集大成者。 费的书里干货不少,于是避免了做一个“前代笔记家和当代普通的教科书作家”。《乡土中国》里多为一些分析与总结,如新颖的“差序格局”的说法,用水的波纹来比拟中国社会的可大可小的人际关系。费师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倒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又说“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样“私”的中国,说不上是好是坏。 《生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中国》的一种延续,其根本都是对在乡村基层所做研究的总结。从最根本的“为什么要生育”这样的问题,到世代继替的原则,渐进地为我们展现中国的生育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当然费师的研究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关于乡土复员的文章中,提到中国若需发展经济,无外乎几种手段。(一)抢劫,(二)人家赠送,(三)借贷,(四)自己省出来。他认为前面几项都不靠谱,所以只有靠省。不曾想中国的政治资本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毛和邓的手下,苏联老大哥靠不住就投靠美国。如果真的靠省,不知得省到猴年马月,如果要压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就乱了,谁还听你学者的话,慢慢发展,实在是等不急了。 费先生曾说我们国家的国情受不了完全都市化,无法吸收那么多农业人口进都市工作。他大概也没料到改革开放那条路,邓小平能看四小龙升天,费先生却不能?这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性。费的思路是发展乡村工业,因为电力发展以后不用蒸汽机提供动力,小作坊的生产能力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费或许没想到多年以后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带来的资源集聚的大趋势。或许费的办法从一定程度上来也行得通,但或许人民政府和人民都等不急了。 费有个观点说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发展为何停滞不前?其原因出在农业的季节性要求,在农忙的时候需要极多的人力来收割与播种,但是在农闲的时候又没事可干。在技术尚未发展的时候,农村需要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农忙时的活计。而人一旦多了出来,就为了所有人都有活干,反过来又阻碍了技术的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可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许乡村的问题得放眼全国来看待吧。 这本集子有理有据,朴实温情,干货十足。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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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与意匠

如今国内的城市规划向政治看齐,遍地的大马路和空荡的广场。大而无当的,模棱两可的,花里胡哨的所谓设计比比皆是。然而建筑不只是无感情的堆砌,不只是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格”,我们若只把精力集中在“哥特”,“古典主义”,“都铎”,“拜占庭”等等外观上,便只是个抄书人。勒·柯布西耶说“建筑虽是造型性的东西,但不是浪漫主义的。”它应该好用,在种种为了实用主义而进行的巧思之下建造起来的家伙,或许更能让我们见到一道理行的光辉。 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深深的理性烙印,然而除此之外,还被礼制和迷信深深影响着。 当我们走进明清故宫,立于太和殿前,才体会到建筑远不只好用那么简单。由于“礼”被统治阶级提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则,有关建筑的内容就不仅限于参考意义,而是成为非遵守不可,不可移易的典范。《营造法式》是古代中国的一本建筑手册,这本小册子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建立模数化的科学标准,让工匠们对建筑的尺度了如指掌;也是为了确定一种制度。建筑的制度同时也是政治的制度,也就是“礼”的一个内容,成为了一种工具。 由于古代中国的皇权比起现在来更注重人民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总体上的可持续发展,故其所谓的为政治服务而大兴土木的工程多是为了皇族或贵族的私欲,而不是如今各地方政府的GDP。所以奢靡之风在皇族和官员的宅子随处可见,而更大体量的城市规划只能用上规整二字。古建筑的屋顶讲究尊卑,四阿和九脊不能随随便便按在官员或平民的屋子上。城墙从开始的圆形变成后来的四四方方,变成了君子的形状,里面也多少有点天圆地方的礼制思想。墨子的“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亦是一例。 与此同时,学者们受到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很少正式研究风水这门学问。然而这种“迷信”暗地里却成了影响古建的另一个因素。其实,所谓礼制由孔老夫子创造出来稳定三纲五常,所谓迷信亦按着皇权尊卑来不断演化,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到头来“语”和“不语”都是为政治服务。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古代中国的思潮主要由楚文化的神幻飘渺和儒家的理性风潮组成,两者并重。如果光切合实际而没有迷信的话,也不会有那些美妙的古建筑。如今我们常为木建筑的部件之精巧感到赞叹。斗拱,雀替,惹草,藻井等木刻实在绝伦。而这些木构件一是因为怕受了潮、闷坏了才故意露出来给通风;二来既然露了出来,就慢慢演进加上些装饰和迷信的色彩。比如惹草和藻井都是象征着水,只因木建筑们实在都太怕火了。 下次出游遇到古建筑,我们再好好体会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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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民主

去香港的那阵下骤雨,走在街上,两边是减柱造的骑楼,可以挡住一大半雨水。街上遍地开着士多,抬头便是各色夸张的广告牌,贪婪地伸向街心,看来还是大陆的行道树好些,这里看着太乱。还没出神两秒钟,被下一个人撞上,说句“sorry”,再匆匆赶路。我们住在佐敦某大楼的小旅馆里,听说条件能比“重庆大厦”高出许多,至少还有独立的卫浴。乘电梯上7字8楼,四堵白墙,楼道里站着一群女生,爽朗地为我们指出一道小门,入住时老板告诉我们,对面是开舞蹈室的。 大厦底楼挂着各色的牌匾,除了小旅社之外,还有书店,水果摊,茶餐厅,同乡会,甚至还挤着许多某某大律师。每天进出大厦坐上拥挤的电梯,若是碰上个本地的住户,会感觉有些打扰,因为若是让我长期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是绝对会大大地抱怨的。不过香港人民尚能忍受菲佣们在周末成群结队地围坐在中环到金钟的几乎所有公共场所中,或许他们对我们这些游客也会有些许容忍吧。 在大厦底楼读到公告板上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议案,各种大小的事务,管的比内地的业主大会要宽上许多。香港政府提倡精简的小政府,所以大楼的管理事务落到业主身上。大楼的民主带来许多说不上好坏的问题,好像室外的广告牌吸引着来往的路人,但是在安全上又令人担心;又比如重庆大厦的安保隐患,拖了很久才补装上了许多摄像头,也依旧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咖喱味。 香港地少人多到令人发指,港岛上一幢幢的高楼,背靠着背,即使是高层楼房也有很多晒不着太阳。在这里很难找到个正经做生意的店铺,沿街的旺铺都早早地被租售出去,好多书店因此蜗居上了二楼。政府虽然在新界那儿开垦了不少新区,也提供了些公营的房屋计划,但一时半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许政府的大珠三角战略加以时日会有些效果,但也是后话。 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香港和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们生活其中,夹杂着多少无奈,享受着拥挤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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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平行世界

在小学写作文的时候,最讲究一个思想主题。如果一整篇小明的故事讲下来不反映个什么东西,老师是不会让我交差的。主题这东西像几十年前的红色小本本,掌握的越多,就越有话语权。那时候天天盼着学雷锋的日子,在那周上下都能搬用,不然就得写些七不规范,八荣八耻,四项基本原则,两个中心云云。伟人故事又是个极好的素材,总理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八路军打跑小鬼子。不过关于小平同志的故事,我们只能夸他意志坚定,至于为什么会三起三落,老师不说我们自然也不会知道。 《西游记》是个有趣的故事,不过至今我也没能从里面提炼出什么主题来,这说明我不是个好的笔杆子。我喜欢看大师兄打妖怪,那猴头上天入地变幻无穷极为有趣,旁的什么我也不愿多想。而好的笔杆子,是能总结出些个中心思想来的。 小时候最爱看些打打杀杀的,看《水浒传》感觉西门庆的几集好没趣,放了好久,最后给武二郎一刀毙命。岳飞看得带劲儿,尤其是那些特效打斗场面,枪挑个小梁王。索性“三战一哈”没给我造成太大的影响,要不梦到地道战在被窝里乱钻就不好了。那时候感觉打仗有两个要领,一是要在伦理上占先,像刘皇叔这样的就该打掉曹阿瞒;二是要讲究个农民起义,洪秀全之类就该战无不胜。虽然这些里面少不了主席的意识形态,不过当连环画看还是挺有趣的。 其实被瞒着的那些也都是有趣的故事。当年江在上海处理某潮的时候,慷慨激昂地来了段英语的葛底斯堡演讲,把学生们一下子镇住,回家乖乖学文化。孙国父的筹款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亲友的救济,还要靠拉拢黑社会和日本人来支撑。袁世凯做的事其实谁都想做,只不过都是些伪君子,不如袁来的干脆利索。志愿军的名字来自出师有名的传统,其实大部分都是解放军改组而来,还非资源向往支援朝鲜人民。冯自由在书里面大骂保皇党,其实也黑了不少自家的总理。唐德刚的历史读起来泼辣,像是在看综艺节目或台湾时事评论。 之前会有些激愤,感觉非要民主和自由。现在能理解邓上皇的选择,其实没什么神秘,大都是有趣而又可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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