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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这本三联的《乡土中国》集合了费师的《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5篇著作。费从留英攻读博士学位开始,走访了开弦弓村,云南三村等地,深入乡村,积累了许多一手资料,为其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说何伟的三部曲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当今的中国,那费的研究便是对近代中国乡村的一个有力分析与总结。而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更是经过了时间沉淀的,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读来也能豁然开朗的东西。而《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便是费师研究的集大成者。 费的书里干货不少,于是避免了做一个“前代笔记家和当代普通的教科书作家”。《乡土中国》里多为一些分析与总结,如新颖的“差序格局”的说法,用水的波纹来比拟中国社会的可大可小的人际关系。费师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倒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又说“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样“私”的中国,说不上是好是坏。 《生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中国》的一种延续,其根本都是对在乡村基层所做研究的总结。从最根本的“为什么要生育”这样的问题,到世代继替的原则,渐进地为我们展现中国的生育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当然费师的研究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关于乡土复员的文章中,提到中国若需发展经济,无外乎几种手段。(一)抢劫,(二)人家赠送,(三)借贷,(四)自己省出来。他认为前面几项都不靠谱,所以只有靠省。不曾想中国的政治资本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毛和邓的手下,苏联老大哥靠不住就投靠美国。如果真的靠省,不知得省到猴年马月,如果要压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就乱了,谁还听你学者的话,慢慢发展,实在是等不急了。 费先生曾说我们国家的国情受不了完全都市化,无法吸收那么多农业人口进都市工作。他大概也没料到改革开放那条路,邓小平能看四小龙升天,费先生却不能?这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性。费的思路是发展乡村工业,因为电力发展以后不用蒸汽机提供动力,小作坊的生产能力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费或许没想到多年以后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带来的资源集聚的大趋势。或许费的办法从一定程度上来也行得通,但或许人民政府和人民都等不急了。 费有个观点说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发展为何停滞不前?其原因出在农业的季节性要求,在农忙的时候需要极多的人力来收割与播种,但是在农闲的时候又没事可干。在技术尚未发展的时候,农村需要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农忙时的活计。而人一旦多了出来,就为了所有人都有活干,反过来又阻碍了技术的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可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许乡村的问题得放眼全国来看待吧。 这本集子有理有据,朴实温情,干货十足。值得一读。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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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加泰罗尼亚

刚读完《1984》时的兴奋感如今依然记得,老大哥,真理部和超级大国像是阴谋论里的名词,神秘又性感地在眼前跳跃。那似乎是一种简洁明了的优越感,好像洞悉一切。那世界被简化成了非黑即白的两极世界,只不过在《1984》里,除了男女主角而外,其他都是黑色的。那种快感和《搏击俱乐部》给人的感受很像,压抑,恐怖,黑色幽默。这些电影、小说用力渲染带给观者以强烈的观感,摄人心魄。话说回来,现实虽然冗长,但要复杂和有趣的多。 《致敬加泰罗尼亚》是一部更真实的小说。奥威尔说“内战是奇特的”,这或许是他加入马统后在前线经历了西班牙内战最浓缩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对他的观念形成了巨大转变。这场战争像是一出滑稽戏,人们为了革命而战,最后却被革命同志出卖。共产党和法西斯之类的意识形态精神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幕后的德国和俄国谁的支持力度更大,谁的渗透更有成效。 前线的战士无理地渴望战争,却全然不知,在大后方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同为革命同志的队伍却已经为各自利益分崩离析。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高层人物在指指点点的同时,一线的战士却在巴塞罗那的巷子里不知所谓地放枪鸣炮。对主义斗士而言,政治斗争比反法西斯同盟更重要。而不论如何,只有一面之词被允许传递给大众。而在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可以告诉大众自己政治上的正确。 奥威尔承认人的局限性,处于历史中的人往往不会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可能不是一篇最真实最完善地描写西班牙内战的资料,但却是一篇给人足够思考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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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的民主

去香港的那阵下骤雨,走在街上,两边是减柱造的骑楼,可以挡住一大半雨水。街上遍地开着士多,抬头便是各色夸张的广告牌,贪婪地伸向街心,看来还是大陆的行道树好些,这里看着太乱。还没出神两秒钟,被下一个人撞上,说句“sorry”,再匆匆赶路。我们住在佐敦某大楼的小旅馆里,听说条件能比“重庆大厦”高出许多,至少还有独立的卫浴。乘电梯上7字8楼,四堵白墙,楼道里站着一群女生,爽朗地为我们指出一道小门,入住时老板告诉我们,对面是开舞蹈室的。 大厦底楼挂着各色的牌匾,除了小旅社之外,还有书店,水果摊,茶餐厅,同乡会,甚至还挤着许多某某大律师。每天进出大厦坐上拥挤的电梯,若是碰上个本地的住户,会感觉有些打扰,因为若是让我长期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是绝对会大大地抱怨的。不过香港人民尚能忍受菲佣们在周末成群结队地围坐在中环到金钟的几乎所有公共场所中,或许他们对我们这些游客也会有些许容忍吧。 在大厦底楼读到公告板上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的议案,各种大小的事务,管的比内地的业主大会要宽上许多。香港政府提倡精简的小政府,所以大楼的管理事务落到业主身上。大楼的民主带来许多说不上好坏的问题,好像室外的广告牌吸引着来往的路人,但是在安全上又令人担心;又比如重庆大厦的安保隐患,拖了很久才补装上了许多摄像头,也依旧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咖喱味。 香港地少人多到令人发指,港岛上一幢幢的高楼,背靠着背,即使是高层楼房也有很多晒不着太阳。在这里很难找到个正经做生意的店铺,沿街的旺铺都早早地被租售出去,好多书店因此蜗居上了二楼。政府虽然在新界那儿开垦了不少新区,也提供了些公营的房屋计划,但一时半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许政府的大珠三角战略加以时日会有些效果,但也是后话。 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香港和从世界各地来的人们生活其中,夹杂着多少无奈,享受着拥挤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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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平行世界

在小学写作文的时候,最讲究一个思想主题。如果一整篇小明的故事讲下来不反映个什么东西,老师是不会让我交差的。主题这东西像几十年前的红色小本本,掌握的越多,就越有话语权。那时候天天盼着学雷锋的日子,在那周上下都能搬用,不然就得写些七不规范,八荣八耻,四项基本原则,两个中心云云。伟人故事又是个极好的素材,总理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八路军打跑小鬼子。不过关于小平同志的故事,我们只能夸他意志坚定,至于为什么会三起三落,老师不说我们自然也不会知道。 《西游记》是个有趣的故事,不过至今我也没能从里面提炼出什么主题来,这说明我不是个好的笔杆子。我喜欢看大师兄打妖怪,那猴头上天入地变幻无穷极为有趣,旁的什么我也不愿多想。而好的笔杆子,是能总结出些个中心思想来的。 小时候最爱看些打打杀杀的,看《水浒传》感觉西门庆的几集好没趣,放了好久,最后给武二郎一刀毙命。岳飞看得带劲儿,尤其是那些特效打斗场面,枪挑个小梁王。索性“三战一哈”没给我造成太大的影响,要不梦到地道战在被窝里乱钻就不好了。那时候感觉打仗有两个要领,一是要在伦理上占先,像刘皇叔这样的就该打掉曹阿瞒;二是要讲究个农民起义,洪秀全之类就该战无不胜。虽然这些里面少不了主席的意识形态,不过当连环画看还是挺有趣的。 其实被瞒着的那些也都是有趣的故事。当年江在上海处理某潮的时候,慷慨激昂地来了段英语的葛底斯堡演讲,把学生们一下子镇住,回家乖乖学文化。孙国父的筹款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亲友的救济,还要靠拉拢黑社会和日本人来支撑。袁世凯做的事其实谁都想做,只不过都是些伪君子,不如袁来的干脆利索。志愿军的名字来自出师有名的传统,其实大部分都是解放军改组而来,还非资源向往支援朝鲜人民。冯自由在书里面大骂保皇党,其实也黑了不少自家的总理。唐德刚的历史读起来泼辣,像是在看综艺节目或台湾时事评论。 之前会有些激愤,感觉非要民主和自由。现在能理解邓上皇的选择,其实没什么神秘,大都是有趣而又可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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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理想

孙中山,梁启超和章太炎当年在横滨政治避难,没事儿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谈理想,也谈到了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和洪秀全之公仓。总理大概是很受启发,就在后来的革命口号上加了最后四个字,变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冯自由也很受鼓舞,他夸总理就说以前的农民起义头子,他们喊口号的时候就没想过地权那么高级的事儿。其实这事儿早过气了,夏商周就有,只不过是在当年的横滨,中山樵和吉田晋华山论剑那会儿冯还小罢了。 总理觉得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其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脧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其实不论是三代,王莽,还是洪秀全,他们都有很好的理想,但都因为行政或实践能力不强而导致最终的失败。春秋晚期,因为铁骑和牛耕的推广,奴隶主就喜欢开垦私田。这部分私田可以交易,而出产不必纳税,所以得到的更好的利用,而公有的井田便被荒废了;王莽则缺少行政手段,大地主不听他的,他也推不倒人家;公仓就像是战时共产主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开开心心地吃大锅饭,吃着吃着饭没了,锅也拿去炼钢了。 国民革命之前,农民伯伯都是些没地的佃户,辛苦了一年要交给地主一半的收成当租钱。地主收租这事儿放现在讲叫资本运作不算过分,但在当年被恨得牙痒痒。其实都是自由市场,嫌租金贵那不租便是,恨地主干嘛,市场就是这价。就像现在房租高,不恨圈地的那些大佬恨房东阿姨干嘛。大概那时候其他产业不发达,没退休的想找些工作不是走黑白两道就剩回家种地这一条路。所以呢,要不你就边骂边给地主交租钱,要不你就十年寒窗整晚想女鬼。 所以农民伯伯的问题不是说土地收归国有就解决了。土地收归国有之后,假如监管力度或行政手段不强,照样会有地方或中央官员相互勾结,一起做回洗白的地主剥削农民伯伯。在平均地权的同时,如何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并且大力投入发展其他产业,让土地不那么贵,也是相当重要的。当年国民党和GCD还在暧昧期的时候,曾经想拨两个海岛给GCD去实践共产主义,其实总理的理想也一样需要实践。总理更需要是看清手底下这帮鱼龙混杂,大部分连理想都没有的同志们。即使当年没有袁大头把总理赶下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党内的腐败也会让他的理想即可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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