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书香落地
女神的逻辑
《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实在是我的神话启蒙，或许现在的孩子们是在用《口袋妖怪》开蒙。妈妈时不时还带着点封建迷信的老法，但是来龙去脉已无从说起。家里不曾有门神灶神这些被分发的千家万户的神灵的庇佑，神话离我们就更远了。中国的神话似乎总是道不明，托塔天王李靖到底是陈唐总兵还是王小波笔下的风尘三侠；孙悟空的形象到底从哪儿来，三教搜神大全里面有无出处；为什么上古那些皇帝的排位总也厘不清。神话这东西究竟有没有逻辑？ 在袁柯的《中国神话传说》中引述了鲁迅的一段话： 中国神话只存在零星片段的原因，鲁迅先生著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列举了三点： 一、是因为中国民族的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大自然的恩赐不丰，很早便以农耕为业，生活勤苦，所以重实际，轻玄想，不能把往古的传说集合起来熔铸成为鸿文巨制。 二、又兼孔子出世，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实用的教训，上古荒唐神怪的传说，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都绝口不谈，因此后来神话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中国，不但未曾光大，反而又有散亡。 三、是神鬼不分的结果。古代的天神、地坻、人鬼，看来虽然有分别，实际上人鬼也可以化做神袛，人神淆杂，原始的信仰便无从褪尽，原始的信仰保存，新的传说便经常出现，旧传说受了排挤僵死了，新传说正因为它的“新”，也发生不出光彩来，实在是两败俱伤。 原始人在和大自然作斗争中，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感到对大自然的恐惧，才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宗教观念。这一时期的华夏各族的人们把神灵赋予各种动植物图腾，并没有人型神灵出现。蛇可能是其中较强大的一支部落的图腾，可以看到稍后的许多人型神灵都有蛇的形象，比如女蜗，伏義。再者通过一段时间的部落吞并，最终产生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其形象的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蛇身（源自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然而，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和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分为阶级和人剥削人。这时候，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悠长的时代，阶级对抗形态的时代。在阶级社会里，劳动的剥削者把群众的精力当作一种原料变成货币，劳动人民的劳动开始遭受无情的剥削，因而在他们的幻想里，就有了减轻劳动的愿望。古代的劳动者创造了可以作为劳动模范的诸神，原不过为了鼓舞自己的劳动热情，后来阶级划分了，统治阶级便把这些劳动英雄据为自己的祖宗，抬高到九重高天去，有的成了上帝，有的成了威严显赫的天神，让奴隶们匍伏在他们的足下向他们膜拜，用以麻痹群众的反抗意识，并且起一种威吓和镇压的作用。 如果只是统治阶级的力量，仍有可能把神话串成体系加以传颂。实际上，就算如今的好多史书上，也留存有许多神话的成分。但是后来的历史进程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孔老夫子影响颇深。在子的调教下，黄帝，传说中本来有四张脸，却被巧妙地解释做其派遣了四个人去分治四方。孔子的解释虽然不一定真有其事，但从这里也就可以见到儒家把神话来历史化的高妙。“历史固然是拉长了，神话却因此而遭了厄运，经这么一改变转化，委实恐怕会丧失不少宝贵的东西，而从神话出来的历史也不能算是历史的幸事。” 好笑的是，子自己也会在某些场合语语怪力乱神。子说，“从前禹治洪水在会稽山大会天下群神，防风氏的首领最后赶到，禹怪他迟到，就把他杀了，把他的尸体埋葬在会稽山，他的一节骨头，须用整部车子才能装下——这恐怕是骨头中最大的了。”另一方面，在孔子的门徒身上，”怪、力、乱、神”的故事也是相当丰富，连篇累牍。 神话历史上也总有些反抗，上至炎帝，下至蚩尤、夸父和刑天，扯起反字旗，和统治者闹别扭，都有宁死不屈的气概。但是，神话上的这些“反抗神的神”在历史上于是都以坏蛋的形象出现，羿为民除害，在历史上则是“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鱼系]偷取天帝的息壤来平息洪水，在历史上则是任性乖张，不服从上面的命令，也和大众的关系搞不好；蚩尤无善行可考，大约确只是一个有野心的天神，于是当他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时候，更是罪恶多端。为什么他们总在以反派的形象出相，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所以，“神话，它的基调实在是唯物主义。”
历史不只是些段子
唐老师的文笔在历史学家里可谓独树一帜，读起来饶有趣味。唐在文中（《袁氏当国》）总借着“比较史学”之名指点老毛的里里外外，说孙大炮也好，说袁可悲也好，说毛的诗词糟糕也好，唐乍听起来像是剧场里的说书人，尽是些个信口胡诌的段子，却常常跳脱出来说说自己的“历史三峡观”。这些性情的小段子和宏大的历史观多少和唐老师在哥大教书的经历有关，像是新东方老师，用段子调动同学的积极性。而在文中总借着“比较史学”之名指点老毛的里里外外，便是唐老师的可爱之处。 唐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在国内当过小兵，做过教员。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与顾维钧、李宗仁、李立夫等人多有接触，甚至成为好友，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看过《胡适口述自传》后便觉出唐的可爱、可敬之处，他虽与胡适有师生之谊，但在胡自传的评述中该批则批，该评则评，说老师胡适之太迂。 在唐的笔下，袁世凯是一个实力派旧官僚，有多年的政治经验，干了逼宫禅让的聪明事，把孙玩弄于自己的五指山中，却忍不住当了把皇帝遗臭万年；孙文是个有名望有热情的革命分子，却毫无从政经验，开着火车四处演讲挥霍，也想干把独裁的事儿却没有袁的手腕，最后连筹款那些事儿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他的幸运是死得其时；宋教仁恃才傲物，力推内阁制源于想做首相；黄兴不过一个伞兵司令，没有野心，留守南京的时候也“不思进取”仿效个小站练兵。 对于唐的历史三峡观，袁氏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国体没有跟上，就不外乎要用人治，枪杆等变通去一点点拌直改革的进程。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就逐渐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袁世凯为何偏偏要做个皇帝？杨度为何加入我党？孙为何让位于袁？蔡锷的云南起义为何能掀起如此波澜？读完唐老师的段子以后，或许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自己的答案。 除了这些，再去找些蔡锷与小凤仙的段子好好儿女私情一番！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这本三联的《乡土中国》集合了费师的《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5篇著作。费从留英攻读博士学位开始，走访了开弦弓村，云南三村等地，深入乡村，积累了许多一手资料，为其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说何伟的三部曲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当今的中国，那费的研究便是对近代中国乡村的一个有力分析与总结。而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更是经过了时间沉淀的，让我们中国人自己读来也能豁然开朗的东西。而《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便是费师研究的集大成者。 费的书里干货不少，于是避免了做一个“前代笔记家和当代普通的教科书作家”。《乡土中国》里多为一些分析与总结，如新颖的“差序格局”的说法，用水的波纹来比拟中国社会的可大可小的人际关系。费师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倒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又说“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样“私”的中国，说不上是好是坏。 《生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中国》的一种延续，其根本都是对在乡村基层所做研究的总结。从最根本的“为什么要生育”这样的问题，到世代继替的原则，渐进地为我们展现中国的生育制度的发展与现状。 当然费师的研究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关于乡土复员的文章中，提到中国若需发展经济，无外乎几种手段。（一）抢劫，（二）人家赠送，（三）借贷，（四）自己省出来。他认为前面几项都不靠谱，所以只有靠省。不曾想中国的政治资本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毛和邓的手下，苏联老大哥靠不住就投靠美国。如果真的靠省，不知得省到猴年马月，如果要压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就乱了，谁还听你学者的话，慢慢发展，实在是等不急了。 费先生曾说我们国家的国情受不了完全都市化，无法吸收那么多农业人口进都市工作。他大概也没料到改革开放那条路，邓小平能看四小龙升天，费先生却不能？这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性。费的思路是发展乡村工业，因为电力发展以后不用蒸汽机提供动力，小作坊的生产能力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费或许没想到多年以后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带来的资源集聚的大趋势。或许费的办法从一定程度上来也行得通，但或许人民政府和人民都等不急了。 费有个观点说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发展为何停滞不前？其原因出在农业的季节性要求，在农忙的时候需要极多的人力来收割与播种，但是在农闲的时候又没事可干。在技术尚未发展的时候，农村需要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农忙时的活计。而人一旦多了出来，就为了所有人都有活干，反过来又阻碍了技术的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可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或许乡村的问题得放眼全国来看待吧。 这本集子有理有据，朴实温情，干货十足。值得一读。
你好，加泰罗尼亚
刚读完《1984》时的兴奋感如今依然记得，老大哥，真理部和超级大国像是阴谋论里的名词，神秘又性感地在眼前跳跃。那似乎是一种简洁明了的优越感，好像洞悉一切。那世界被简化成了非黑即白的两极世界，只不过在《1984》里，除了男女主角而外，其他都是黑色的。那种快感和《搏击俱乐部》给人的感受很像，压抑，恐怖，黑色幽默。这些电影、小说用力渲染带给观者以强烈的观感，摄人心魄。话说回来，现实虽然冗长，但要复杂和有趣的多。 《致敬加泰罗尼亚》是一部更真实的小说。奥威尔说“内战是奇特的”，这或许是他加入马统后在前线经历了西班牙内战最浓缩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对他的观念形成了巨大转变。这场战争像是一出滑稽戏，人们为了革命而战，最后却被革命同志出卖。共产党和法西斯之类的意识形态精神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幕后的德国和俄国谁的支持力度更大，谁的渗透更有成效。 前线的战士无理地渴望战争，却全然不知，在大后方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同为革命同志的队伍却已经为各自利益分崩离析。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高层人物在指指点点的同时，一线的战士却在巴塞罗那的巷子里不知所谓地放枪鸣炮。对主义斗士而言，政治斗争比反法西斯同盟更重要。而不论如何，只有一面之词被允许传递给大众。而在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可以告诉大众自己政治上的正确。 奥威尔承认人的局限性，处于历史中的人往往不会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可能不是一篇最真实最完善地描写西班牙内战的资料，但却是一篇给人足够思考的小说。
礼制与意匠
如今国内的城市规划向政治看齐，遍地的大马路和空荡的广场。大而无当的，模棱两可的，花里胡哨的所谓设计比比皆是。然而建筑不只是无感情的堆砌，不只是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格”，我们若只把精力集中在“哥特”，“古典主义”，“都铎”，“拜占庭”等等外观上，便只是个抄书人。勒·柯布西耶说“建筑虽是造型性的东西，但不是浪漫主义的。”它应该好用，在种种为了实用主义而进行的巧思之下建造起来的家伙，或许更能让我们见到一道理行的光辉。 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深深的理性烙印，然而除此之外，还被礼制和迷信深深影响着。 当我们走进明清故宫，立于太和殿前，才体会到建筑远不只好用那么简单。由于“礼”被统治阶级提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则，有关建筑的内容就不仅限于参考意义，而是成为非遵守不可，不可移易的典范。《营造法式》是古代中国的一本建筑手册，这本小册子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建立模数化的科学标准，让工匠们对建筑的尺度了如指掌；也是为了确定一种制度。建筑的制度同时也是政治的制度，也就是“礼”的一个内容，成为了一种工具。 由于古代中国的皇权比起现在来更注重人民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总体上的可持续发展，故其所谓的为政治服务而大兴土木的工程多是为了皇族或贵族的私欲，而不是如今各地方政府的GDP。所以奢靡之风在皇族和官员的宅子随处可见，而更大体量的城市规划只能用上规整二字。古建筑的屋顶讲究尊卑，四阿和九脊不能随随便便按在官员或平民的屋子上。城墙从开始的圆形变成后来的四四方方，变成了君子的形状，里面也多少有点天圆地方的礼制思想。墨子的“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亦是一例。 与此同时，学者们受到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很少正式研究风水这门学问。然而这种“迷信”暗地里却成了影响古建的另一个因素。其实，所谓礼制由孔老夫子创造出来稳定三纲五常，所谓迷信亦按着皇权尊卑来不断演化，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到头来“语”和“不语”都是为政治服务。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古代中国的思潮主要由楚文化的神幻飘渺和儒家的理性风潮组成，两者并重。如果光切合实际而没有迷信的话，也不会有那些美妙的古建筑。如今我们常为木建筑的部件之精巧感到赞叹。斗拱，雀替，惹草，藻井等木刻实在绝伦。而这些木构件一是因为怕受了潮、闷坏了才故意露出来给通风；二来既然露了出来，就慢慢演进加上些装饰和迷信的色彩。比如惹草和藻井都是象征着水，只因木建筑们实在都太怕火了。 下次出游遇到古建筑，我们再好好体会一番。
南瓜豆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