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与意匠

如今国内的城市规划向政治看齐,遍地的大马路和空荡的广场。大而无当的,模棱两可的,花里胡哨的所谓设计比比皆是。然而建筑不只是无感情的堆砌,不只是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格”,我们若只把精力集中在“哥特”,“古典主义”,“都铎”,“拜占庭”等等外观上,便只是个抄书人。勒·柯布西耶说“建筑虽是造型性的东西,但不是浪漫主义的。”它应该好用,在种种为了实用主义而进行的巧思之下建造起来的家伙,或许更能让我们见到一道理行的光辉。

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深深的理性烙印,然而除此之外,还被礼制和迷信深深影响着。

当我们走进明清故宫,立于太和殿前,才体会到建筑远不只好用那么简单。由于“礼”被统治阶级提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则,有关建筑的内容就不仅限于参考意义,而是成为非遵守不可,不可移易的典范。《营造法式》是古代中国的一本建筑手册,这本小册子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建立模数化的科学标准,让工匠们对建筑的尺度了如指掌;也是为了确定一种制度。建筑的制度同时也是政治的制度,也就是“礼”的一个内容,成为了一种工具。

由于古代中国的皇权比起现在来更注重人民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总体上的可持续发展,故其所谓的为政治服务而大兴土木的工程多是为了皇族或贵族的私欲,而不是如今各地方政府的GDP。所以奢靡之风在皇族和官员的宅子随处可见,而更大体量的城市规划只能用上规整二字。古建筑的屋顶讲究尊卑,四阿和九脊不能随随便便按在官员或平民的屋子上。城墙从开始的圆形变成后来的四四方方,变成了君子的形状,里面也多少有点天圆地方的礼制思想。墨子的“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亦是一例。

与此同时,学者们受到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很少正式研究风水这门学问。然而这种“迷信”暗地里却成了影响古建的另一个因素。其实,所谓礼制由孔老夫子创造出来稳定三纲五常,所谓迷信亦按着皇权尊卑来不断演化,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到头来“语”和“不语”都是为政治服务。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古代中国的思潮主要由楚文化的神幻飘渺和儒家的理性风潮组成,两者并重。如果光切合实际而没有迷信的话,也不会有那些美妙的古建筑。如今我们常为木建筑的部件之精巧感到赞叹。斗拱,雀替,惹草,藻井等木刻实在绝伦。而这些木构件一是因为怕受了潮、闷坏了才故意露出来给通风;二来既然露了出来,就慢慢演进加上些装饰和迷信的色彩。比如惹草和藻井都是象征着水,只因木建筑们实在都太怕火了。

下次出游遇到古建筑,我们再好好体会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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