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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与意匠

如今国内的城市规划向政治看齐,遍地的大马路和空荡的广场。大而无当的,模棱两可的,花里胡哨的所谓设计比比皆是。然而建筑不只是无感情的堆砌,不只是各种各样的历史“风格”,我们若只把精力集中在“哥特”,“古典主义”,“都铎”,“拜占庭”等等外观上,便只是个抄书人。勒·柯布西耶说“建筑虽是造型性的东西,但不是浪漫主义的。”它应该好用,在种种为了实用主义而进行的巧思之下建造起来的家伙,或许更能让我们见到一道理行的光辉。 中国的古建筑有着深深的理性烙印,然而除此之外,还被礼制和迷信深深影响着。 当我们走进明清故宫,立于太和殿前,才体会到建筑远不只好用那么简单。由于“礼”被统治阶级提高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则,有关建筑的内容就不仅限于参考意义,而是成为非遵守不可,不可移易的典范。《营造法式》是古代中国的一本建筑手册,这本小册子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建立模数化的科学标准,让工匠们对建筑的尺度了如指掌;也是为了确定一种制度。建筑的制度同时也是政治的制度,也就是“礼”的一个内容,成为了一种工具。 由于古代中国的皇权比起现在来更注重人民之间的平等,而不是总体上的可持续发展,故其所谓的为政治服务而大兴土木的工程多是为了皇族或贵族的私欲,而不是如今各地方政府的GDP。所以奢靡之风在皇族和官员的宅子随处可见,而更大体量的城市规划只能用上规整二字。古建筑的屋顶讲究尊卑,四阿和九脊不能随随便便按在官员或平民的屋子上。城墙从开始的圆形变成后来的四四方方,变成了君子的形状,里面也多少有点天圆地方的礼制思想。墨子的“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亦是一例。 与此同时,学者们受到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很少正式研究风水这门学问。然而这种“迷信”暗地里却成了影响古建的另一个因素。其实,所谓礼制由孔老夫子创造出来稳定三纲五常,所谓迷信亦按着皇权尊卑来不断演化,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到头来“语”和“不语”都是为政治服务。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古代中国的思潮主要由楚文化的神幻飘渺和儒家的理性风潮组成,两者并重。如果光切合实际而没有迷信的话,也不会有那些美妙的古建筑。如今我们常为木建筑的部件之精巧感到赞叹。斗拱,雀替,惹草,藻井等木刻实在绝伦。而这些木构件一是因为怕受了潮、闷坏了才故意露出来给通风;二来既然露了出来,就慢慢演进加上些装饰和迷信的色彩。比如惹草和藻井都是象征着水,只因木建筑们实在都太怕火了。 下次出游遇到古建筑,我们再好好体会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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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前地们

一天傍晚在亚婆井前地附近晃荡,前地里坐着些当地的老人,还有孩子们在骑车打球。我们坐在他们身边,努力但还是可惜地没能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这边路上隔三岔五会有个让人休憩的地方,走在老城区的一些小路上,让人感觉哪里都能停下来,而不会被大马路的乌烟瘴气所污染。即使有人驶过,也是个懂礼貌、甚至能看得清脸的机车行者。前地就更是居民们的公共社交空间,那里通常会有几棵大榕树垂下来,亮着一盏一家书报亭兼小卖部的灯。 我们说好要去河边新街找吃的,走过一个干净的菜场,一个映着夕阳的游乐场。那个游乐场被铁丝网围着,小朋友和父母们在其中嬉闹。这又是一个不受车辆干扰的公共空间,小孩子们的游乐场。虽然路过的老城区居住条件比较简陋,居住条件改善的步伐或许也赶不上国内有大政府开路来的爽快,但还是得赞叹这里的城市规划和实践水平。这是一个可以用脚来行走的城市,至于住在永利,或者银河一带的大马路和路中间的“绿化”来说,就得另当别论了。 香港则是另一番拥挤的景象,以至于刚坐了船过来,我们就后悔该在澳门待够了直接回去就好。或许除了茶餐厅,在香港不论哪里你都不该停下来。不过这里对在下雨天的出行的人们还比较优待。中环金钟一带的各种连廊,可以让上班族们从一个写字楼飞到另一个写字楼,而后直接钻进地铁站都不用打伞。香港道路两边的骑楼和迎街商铺吹出的空调冷风,让顶着骤雨和烈日出行的人们得到了不少的喘息机会。而弥敦道两边的好多骑楼,更是把沿街的立柱全部减了,方便通行。要不是广告牌的视觉比重太大,一定会让人对这种减柱造的骑楼结构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香港的城市规划似乎围着一个挤字。或许因为家里太挤了,所以在大晚上也会有许多人在街上活动,或许他们更愿意在燥热的天气和大家擦肩而过,也不愿意回家窝进空调房,甚至是间没窗的屋子。而那些通宵达旦的商铺,和深夜在街上徘徊找着食堂的人们,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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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弹性

Flexibility therefore represents the set of all unsuitable solutions to a problem. –《建筑学教程》 建筑的弹性有时会纳入建筑师们的考虑范围,因为部分专用建筑的利用率不高,便开始思考在平时能不能也挪作他用。宗教庙堂是经常可以发挥此类作用的,巴厘岛的宗教场所在空闲的时候便可用作学堂。但也不是所有的建筑都能作如此处理,比如一些西方的教堂高大宏伟,庄严肃穆,把孩子们置于其中还是很难想象的。这样一来,便要求建筑有一定的弹性,可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巴厘岛的宗教场所挪作他用或许有其一定的环境因素,建筑生产力相对较低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今在中国大街小巷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民房,大型商场,大而无当的专用建筑,完全无法想象古代中国有着一种弹性建筑的典范——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及平面扩展为主,而不论你是走进某个官府,大户人家的庭院,佛寺道观,其建筑形式都极其相似。一样的前厅,东西走廊,厢房,几进几出的平面扩展方式。 中国古代建筑的弹性从何而来,想来似乎并不会是因为缺少建筑用地,也不会是因为建筑生产力低下,因为木构建筑在先秦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建筑形式了。相较于西方的砖石为主的承重墙结构建筑,其建筑周期更是要短了许多。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及其广场施工时间长达一个世纪,而中国帝王的新宫都要在几年或是几年内完工,以便皇帝们在有生之年可以享受起来。 或许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人对建筑师这个行当的不重视。自古书生考学,申论,然后上官场,先是学文章,然后学治天下。学问二字只用在那些有利于考学和仕途发展的事情上,而建筑更多的是一种“工匠”技艺,万万配不上一个“师”字。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有“模数化”的建筑范例,《营造法式》之类,以模板来规范建筑形式,降低了对工匠的要求,也提高了建筑质量。一本标准的弹性建筑范本,可用于许多用途的建筑物,如此一来,便有了那些大四合院。 《华夏意匠》中说,“中国人对一切人工物品的设计、对使用的要求都保持很大的灵活性。预计到使用情况有了变化时也可以同样应用”,或许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托词。凡不知弹性和专用的解决方案之间总是有平衡的,更多地考虑了灵活性,就意味着在专用性,在针对特殊问题的解决上,不免有些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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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的房子

小学那块地已经被其他单位挂了牌,这对于出生在婴儿潮的我们来说不算稀奇。尽管它已经面目全非,但印象中的它还是很亲切。记得那会儿早晨开校门前,各个班级都会在校门外的空地上整好队,等开了校门便秩序地涌入学校。校门前的空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不算是学校,不用守校内的规矩,也不用向老师敬少先队队礼。虽然我们这批小学生在校内没什么压力可言,但是天天也渴望着冲出校园,和伙伴们玩耍。校门前的空地是我们解开红领巾的地方,短暂停留和伙伴切磋武功耍嘴皮子的地方。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小学校门外就是一条大马路,环境恶劣嘈杂,且不安全,那么不同路的伙伴便失去了更多调皮的机会。 童年时住的房子虽然现在看起来老了一些,居住条件差了点,一梯九户,但是我们家门面对的走廊却是个极好的地方。不像一般老公房的走道朝内,我们家门前的走廊朝东,且晒得了阳光。只要天不是特别冷,我们都会把家里的大门打开,虚掩着一扇铁门,那样既能够有一定的私密性,又可以随时和走廊里路过的邻居交流。妈妈们经常会去走廊上剥毛豆,爸爸们会在走廊上抽烟聊天。阳光这个小小的不同极大地增加了我家门前这条走廊的利用率,每层的这条走道上有三户人家,而这三户往往也是整层楼里关系最密切的一组。 小时候由于是就近入学,且又处在生育高峰的关系,所以那时同学们的家都离学校很近。于是我们在小学时的中午饭是可以回家吃的。同样的双职工家庭的父母为同样处于学龄时期,尚不能自理的孩子们留好了午饭,孩子们步行回家吃上一顿用微波炉热好的午餐,然后再三五成群地回学校继续端坐学堂。放在今天,如果赶上七点多的地铁,你便能看见许多穿着校服的小大人站在你的周围玩手机,学校已不再是步行可达的距离。其实不只是学校,楼下的胭脂店,街角的裁缝铺,居民区边的小商业主们因为大超市、大商场的冲刷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而学校也因为生育高峰一过以后的资源整合,加上孩子家长们的起跑线计划,离我们的家越来越远。居民区,商业场所,绿地公园,就算是小资的地方都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被划进了专门的片区,而它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步行变得不再可能。 小学门前的空地是个柔性边界,连接公有和半私有的场所,给孩子们一个安全放肆的游乐场;家门前的向阳走廊是个可爱半私有场所,邻居们在走道里劈情操;步行上学的路是个惊喜不断的旅程,可以在某处后院里挖到蚯蚓,而在另一家小卖部里买上袋方便面犒劳自己。所有这一切,是我们曾经亲切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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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城市的未来——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讲座笔记

上周六好天气,骑车去听了个上图讲座:http://www.douban.com/event/18177866/,由伍江校长主讲,题目叫《关注城市的未来——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做了些笔记,整理如下。 一点背景和现状 从19世纪,近代工业文明带来西方的城市化。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革新,使得农业的剩余人口飞速增长,这些剩余人口不可避免地往城市移动,这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镇化”和“城市化”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城镇是中国特有的行政解释,在国外没有这样的名词,城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需要行政审批。 一组较新的数据是,中国现有51.27%的城市化率,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大约在50%。美国的这一数字可以达到85%~90%,欧洲有80%左右。有50%的城市化率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住在城市里的。这里说的都是人口城市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从1978年到2009年30年间,城市化率从20%左右升至50%左右,基本上是每年1%的速度向城市移动。而且后来的15年比之前的来的更快。按中国的总人口算,理想状态是能达到70%~75%的城市化率来有足够的农业人口来支撑全国的粮食供给,如果按这个比率算,还将会有20%~25%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1. 区域发展不平衡 城市化的进程基本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方向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没有充分共享和利用,造成大城市的交通和环境问题,以及中小城市的发展较缓且基础建设不到位等问题。在中国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比较。以前人们觉得小城市好,因为环境好,人口少熟人多,交通又好;但是现状是城市越大生活质量越高,因为基建和生活服务设施,小城市基础建设不好,没有支柱产业。这是一个怪圈。 2. 城市化趋同严重,历史风貌丧失殆尽 现在到哪个城市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不论是走到江南水乡还是一些北方城市,都是一个模式。城市没有个性,感觉不亲切。 3. 行政体制同步问题 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是省、地、县、镇、村。各个地方都对“市”这个级别,这个名分趋之若鹜,否则就没有机会发展。但是,城市相应的管理职能却远远没有跟上,编制,工资,人员等等,主要还是停留在农业生产上面。 4. 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现实情况是,美国人均土地比我们多6倍,所以中国根本没条件去享受田园风光。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等他们真正意识到土地要集约利用的时候,往往是已经到了土地非常紧缺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土地危机感太低,搞宽马路,大广场,攒政绩。北京的好多街道都是例子,上海较好,不过也可以看看世纪大道。城市的设计一点不人性化,没有以人的尺度。而地方政府挥霍土地通常有两大理由:“改善市容”和“招商引资”。 5. 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冲击 上海总共有6500平方公里土地,其中2800平方公里的被硬化土地,而崇明岛的面积有1500平方公里。就是说如果除去崇明岛的话,上海的土地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上公认说,如果一个地方超过一半的土地被硬化,就没有生态可言了。注意这里说的是土地城市化。现在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给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多。另外大型城市及不遍历的交通造成了更多私家车出行,对环境恶化作用明显。 6. 虚假的城市化 中国有很多大工业区,那些都是不完全的城市。教育,服务,商业,医疗,娱乐等等配套措施都没有跟上,比如富士康。基本上除了吃饭睡觉上班外没有其他活动。开发区、工业区的土地的平均产出很低,根本不能提供城市生活,但是那些也被算作是土地城市化。另外,中国有3-4亿农民工,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没有充分城市化的人口。所以中国50%多的人口城市化率也是有水分的。 一些办法 1. 土地集约利用,城市高密度战略 西方当年工业文明发展时有殖民地可以利用,有3A分别是America,Africa,Australia可以去侵占,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不能把America打下来说分我们点土地吧。所以低密度,鼓励私家车出行是对城市的极大的不负责任。 2. 大、中、小城市并进的城市发展战略 中国据称要把37个城市变成国际性大都市。我们的邻国韩国,总人口在5千万左右,其中竟然有2千万的人口在首尔,这是极大的不平衡,特大型城市会带来许多问题。现今我们政府的单中心城市观念仍然明显,像是摊大饼,面不够加面,水不够加水。而我们城市的一些所谓“郊区”,比如松江新城,嘉定新城,他们名为“新城”,但却实行的是郊区政策,资源不到位,公共设施跟不上。我们应该给所谓的“郊区”以独立城市的地位。 3.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战略 城市规划太复杂,所以需要统筹。要注重多中心的发展,上海如今的发展规划作的比较好,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是糟糕,七环已经可以从金山到嘉定把整个上海包进去,但是最近在规划上也有些改善了。另外也要注重功能的分区和功能混合的问题。功能不混合的例子,比如晚上的陆家嘴和白天的大居民区,都是死城。封闭的,功能不混合的城市,又何来活力。 4. 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战略 要以城市的特点来塑造城市,比如其特殊的地理,文化,自然,气候,人文等等,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千篇一律。旧城改造问题也需要关注,比如上海的石库门里弄是最精华的地方,不是说不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但是要想好了再弄。建设城市的时候,不能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目的。这里上海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算是国内最早关注保护建筑的,现在也有了成文的法律保护要求。 5. 基础设施建设优先 基础建设是需要时间,需要资金投入,而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需要循序渐进,但是城市的规划却一定要有。否则的话就很难做到土地的集约利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从一方面讲,相对强势的政策是一个优势,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样的优势。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让部门之间的土地可以集约化利用。过去有个共同沟计划流产了,那时设想可以划一条共同的地下道,所有的管道都往里面放,比如地下铁下面可以是排水道啊。但是现在电、水、移动、联通、铁通都有自己的线,城市的道路像是拉拉链,一会儿开,一会儿又缝上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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